四川历史文化资源丰厚，古蜀文明、巴蜀文化、红色文化等熠熠生辉。在这当中股票杠杆最多几倍，三苏文化是巴蜀大地滋养出的“一颗明珠”，是巴蜀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融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从三苏祠走出的三苏父子位列唐宋八大家，书写了“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的文化传奇。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眉山三苏祠考察时指出：“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2023年7月，总书记再次亲临四川视察指导，专程考察了文化底蕴深厚的翠云廊、三星堆，叮嘱当地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

三苏文化，包罗万千，丰富多彩。三苏猜想过古蜀、踏上过蜀道、笔遇过三国；三苏文化也与其他文化相互浸润，交相辉映。贯彻落实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传承弘扬三苏文化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牵头，邀请到专家学者对话，以三苏的文学作品、同时期文学文献资料、遗址遗迹地文物等为依据，分别以三苏与眉山、三苏与三国、三苏与蜀道、三苏与蜀学、三苏与巴蜀文化为话题开展访谈，探寻三苏文化性格的形成与巴蜀文化的联系，和其对后续巴蜀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

眉山何以出“三苏”？

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中国博物馆协会发布了关于第五批全国博物馆定级评估一级博物馆名单，眉山三苏祠博物馆榜上有名。

三苏祠，三苏父子的故居。而一个地方在短时间连续诞生三位历史文化名人，极为罕见。为什么眉山能够孕育三苏？

周云容。

此人就是段苏权，他的一生开过两次追悼会，第一次是大家都以为他牺牲了，结果他又回来了，段苏权的事迹充满传奇色彩，他是湖南茶陵县人，上过6年的高等小学，在那个年代算是小知识分子。

“三苏出现在眉山，并非历史的偶然。”眉山三苏祠博物馆文博副研究馆员周云容说。偏居西南一隅的眉山，在宋代，文化隆盛，精英辈出，成为西蜀乃至全国耀眼的文化亮点，这一特殊现象被称为“眉山现象”。在她看来，三苏成为这一光环中最夺目的焦点，从地域文化来看，至少有6大因素。

钟灵毓秀的山水形胜。眉山地处“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西南，岷江纵贯全境，沃野千里。古人形容眉山“坤维上腴、岷峨奥区”。“生活在如此灵秀的环境中，三苏自然生发出热爱山河、热爱生活的人生情怀和崇尚自然、敬畏自然的质朴思想。”周云容说。

富庶繁盛的社会经济。眉山紧邻成都，依托水陆之便，自古就是交通枢纽，商贸繁荣，农桑发达。苏宅门外的纱縠行是当时眉山最大的蚕桑交易市场。生活富足安定，为三苏安心向学奠定了物质基础。

自然淳朴的乡风民俗。苏轼《眉州远景楼记》对家乡民风有此描述：“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眉山人士多知书达礼，讲信修睦，团结互助。这对三苏良好人格的形成影响深远。

郁然悠远的文化教育。自汉以来，眉山即为多士之邦。唐末，眉山成为西蜀地区接纳北方移民最多的州郡，北方世家文化与巴蜀文化交融互鉴。眉山孙氏书楼，延续300余年，被称为天下藏书最多、历时最久的私家图书馆。宋时眉山成为全国刻书及书籍交易中心之一。

自然朴实的文学风气。宋初文坛承袭了晚唐五代词藻华丽而内容空虚的文风，眉山士人坚守“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苏轼《眉州远景楼记》），主张文章有为而作，追求文风的自然朴实。这对三苏的文学风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佛道兴盛的社会氛围。眉山地区历来道教、佛教氛围浓厚，宋时尤其兴盛。宋时眉山寺庙多达三十余座。苏轼幼时入学天庆观，以道士张易简为师。这对三苏人生观不无影响。

三苏如何看“三国”？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家喻户晓。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粟品孝看来，三国历史文化深刻地影响了三苏，另一方面，三苏尤其是苏轼，又以其旷世文豪的崇高地位，通过他的诗文，大大扩展了三国文化对后世的影响力。

“苏轼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启发了明代大文豪杨慎，他所写《廿一史弹词》的‘临江仙’，开头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化用苏轼诗词，而‘临江仙’成了《三国演义》的开篇词，为人们广泛传唱。”粟品孝说。

粟品孝教授。

粟品孝认为，三苏对三国历史文化的讨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他们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讨论，主要是从形势、智谋等方面讨论成败得失的原因，而不从儒家伦理的角度进行道德评价。”粟品孝解释道，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下，曹操是“奸臣”，诸葛亮是忠臣，但三苏并不以此作为喜好和评价二人，没有从这个方面进行歌颂或是谴责，而是以事论事，从他们的智慧、权谋等方面去看待，因此，对于诸葛亮，三苏都有一些负面评价；而对于曹操，苏东坡还觉得有些惋惜。

“比如苏洵在自己所写的《权书》的《强弱》篇中，就认为诸葛亮对蜀国与魏国的强弱形势认识不足，强行出兵不敌，导致汉室灭亡。在这一点上，苏辙和父亲的观点是一致的，认为‘孔明不料敌，一世空驰驱’，就是说诸葛亮对当时敌强我弱之势认识不足，结果多次北伐，也无胜果。”粟品孝说，苏轼和父亲、弟弟的看法有些不一样，他认为诸葛亮的问题就在于不能在最有利的时机很好地运用仁义和诈力，结果没有实现其恢复汉室的目的。

“虽有‘批评’之词，但三苏对诸葛亮的整体评价是很高的。”粟品孝表示，尤其苏东坡曾在《诸葛武侯画像赞》一诗中对诸葛亮的智谋极尽赞美：“密如神鬼，疾如风雷。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昼不可攻，夜不可袭。多不可敌，少不可欺。前后应会，左右指挥。移五行之性，变四时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龙也。”

三苏出蜀怎么走？

自古文人出蜀、入蜀离不开一条重要通道——蜀道，三苏父子自然也不例外。

公元1056年，三苏父子从蜀道走出，而后兄弟二人高中，三苏父子“轰动京师”。

蜀道是个内涵极其广博丰富的概念，从广义上讲，从四面八方进出四川的道路都可称为蜀道，无论水路、陆路；而狭义上的蜀道也是通常学术研究中提到的，是指翻越秦岭、巴山，沟通关中平原、四川盆地的古代官方交通要道。

金生杨教授。

三苏父子中，苏轼一生多次往返于蜀地，陆路水路都曾走过。苏轼踏足蜀道，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西华师范大学蜀道研究院副院长金生杨致力于蜀道研究。他说，苏轼一生有五次出入蜀地，主要集中在青年时代。苏轼青年时代三次离开家乡进京赶考并出仕，后因母丧与父丧两次返蜀。“苏轼走过狭义上的蜀道三次，水路走了两次，如果从广义上来讲，苏轼五次都经行了蜀道。”金生杨说，“以这个角度来说，青年苏轼的大喜与大悲、得意与失意，蜀道皆为见证。”

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三月，苏洵带着苏轼、苏辙一同进京赶考。从眉山到汴梁（今河南开封），有水路与陆路可选。蜀道虽然难走，但距离短，用时少，加之唐代和北宋前期的修建维护，蜀道的通行难度已大为降低。为了尽早到京师，父子三人选择了从蜀道出川。

第二年，苏轼兄弟高中进士，名满天下。正当三人春风得意之时，却收到了程夫人病逝的消息，父子三人于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十二月返回眉山。

之后苏轼分别在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十月和六年之后（公元1066年）再次由水路出入蜀道。苏轼最后一次出蜀则是在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十月，两兄弟为父亲守孝完后，再次奔赴蜀道，离开眉山。这次出蜀之后，苏轼再也没能回到家乡，千年蜀道再也没有等来苏轼的身影。

蜀道与东坡，相互成就。金生杨说，条条蜀道的开辟不只是将秦蜀两地连接起来，蜀地开始融入京城的“朋友圈”，中原文化更是顺着蜀道传入蜀地，这为三苏父子见识的积累、胸襟的开阔、深邃的思想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无论是行走在蜀道的那段时光，还是任职于蜀道线上的凤翔府的日子，还是往后回忆家乡的生涯中，苏轼写了不少诗文涉及蜀道。”金生杨说，这些文学作品也为后人认识传播蜀道、考察研究蜀道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三苏与蜀学如何相互影响？

蜀中多才子，三苏天下奇。钟灵毓秀的巴蜀大地孕育了一批以三苏为代表的文宗大家，并由此诞生了与齐学、鲁学、晋学、楚学等地域学术齐名的蜀学。四川大学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舒大刚认为，蜀学是巴蜀文化的灵魂，与齐学、鲁学、晋学、楚学等地域学术共同构成中华学术宝库。三苏的出现，不仅传承发扬了蜀学，同时还将这一地域学派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三苏，可谓是蜀学的金字招牌。”舒大刚说。

舒大刚教授。

三苏受惠于蜀学，从中汲取养分。舒大刚认为，三苏受惠于蜀学，主要体现在蜀中贵经术、好文雅、重家教三个方面。

苏轼《眉山远景楼记》盛赞家乡风俗之美：“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故乡风俗在三个方面与汉唐相近，其一就是士大夫推崇儒家经学。也正是蜀中“贵经术”这一文教之风奠定了三苏的学术根柢。

蜀中“好文雅”，成就三苏父子文才。《汉书地理志》有巴蜀“文章冠天下”，“巴蜀好文雅，由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之说。从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到陈子昂、李白，好文之风不绝。蜀中“文雅之风”深刻影响着三苏。

苏轼在《眉山远景楼记》还提到家乡“重氏族”。正是蜀中重视家教这一传统，成就“一门三父子”的三苏奇迹。苏轼有诗曰：“誉儿虽是两翁癖，积德已自三世种。”苏轼曾祖苏杲乐善好施、平等待人；祖父苏序不喜奢靡、乐于助人；伯父苏涣进士及等，为官循良，改变蜀人“不乐仕进”的地方风俗。苏母程氏，出自名门，熟读诗书，颇具远见卓识，曾以“范滂之志”教育苏轼、苏辙两兄弟……在良好家风浸润下，苏轼苏辙兄弟勤奋读书、正直处事、忠贞不屈、廉洁居官。

“三苏也反哺蜀学，将蜀学推向高峰。”舒大刚说，一方面，三苏传承了蜀学兼容并包、博学多能的传统；另一方面，三苏还将蜀学文章推向极致。

宋至和、嘉祐年间，苏洵携子苏轼、苏辙至京师，文章受到欧阳修褒赞，认为三苏之文超过了贾谊、刘向，并献之于诸朝，引得公卿士大夫争传之。彼时，三苏以“文章遂擅天下”名动京师。

东坡何以“不忘初心”？

潘殊闲教授。

苏轼之所以受人崇敬和喜爱,不止是他拥有崇高的文学成就,更在于他极具特色的人格魅力。

他，智慧又仁厚、旷达又幽默、儒雅又豪放；他即使身处逆境也保持乐观豁达，将苦难酿成美酒，开出鲜花……

那么苏轼何以成为苏东坡？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苏轼研究会副会长潘殊闲认为，这与他所出生与成长的地理空间——巴蜀地域及其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巴蜀文化孕育了苏东坡，而苏东坡更是巴蜀文化的第一代言人。”

潘殊闲说，要想探究苏东坡何以“不忘初心”，首先就得从他成长的土壤去寻找。

苏轼出生于宋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这个时期的巴蜀大地是良田肥沃的天府之国，蜀人们“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保持着耕读传家的良好风俗。良好的成长环境让苏轼颇具蜀人的情调风韵。他热爱生活，兴趣爱好广泛，还多才多艺。“他喜爱美食，还会酿酒、茶道，同时对自己和他人也很会‘开玩笑’，从这些方面，都能看到巴蜀文化对东坡潜移默化的影响。”潘殊闲说。

而苏东坡能受到世界“苏粉”的喜爱，其源头也正是巴蜀文化的影响。

北宋初期是一个是儒学、佛学、道学三家思想并存融合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而这三家思想在文化昌盛的蜀地，发展得更为辉煌灿烂。尤其是“习儒诵诗”的学术氛围，在蜀地及眉州尤为浓厚。作为蜀中学子，三苏父子，尤其是苏东坡，受到了这三种思想的深刻影响。

“儒学是苏东坡思想的根基，也是他的人生底色。”潘殊闲说，“和中国万千传统士大夫一样，苏东坡的思想有着为国为民、兼济天下的特色。但苏东坡又与他们不一样，那便是即使几经贬谪、处在人生最倒霉的时候，他仍然初心不改，发挥自己的能量为当地老百姓做事。”

“如果说儒学是东坡逆境向前的根本支撑，那学会面对、化解真切的苦难则是佛禅思想和老庄思想在‘帮忙’。”潘殊闲说，在黄州，儒释道三家思想，在苏东坡身上达到了相融合的境界，而这也使苏东坡拥有了在苦难中超脱出来的能力，以及旷达、淡泊、宁静的风格气度。而这些品质，正是巴蜀文化的特质。

“巴蜀文化滋养了苏东坡，而苏东坡的坚韧、旷达、幽默、风趣，是对巴蜀文化、巴蜀人物做了最生动的诠释。”潘殊闲表示。

来源|文明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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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北京市